读《通鉴》之①析司马光的才德论（一）（草稿）

（一）

   我自今年11月12日购得《资治通鉴》之后，便开始阅读。在诸多助手的协助下，司马光著此书仍旧用去19年的时间。而我的阅读也非一帆风顺，在词典的帮助下，有时每小时也仅只前行一二页而已。同时购得的王夫之的《读

通鉴论》、张煦侯的《通鉴学》、宋小庄的读《读通鉴论》，都强忍着不读，决心在未吸收他人观点之前，以期自己的一己之得、一己之见。

    读《通鉴》中“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的智伯被韩、赵、魏三家灭掉并瓜分其地之后，司马光有一段关于“才德”的论述，现全文录于下：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这段论述是非常精彩的，我以为其精彩之处有二：

一、       智伯家毁人亡，智家的智果早有先见之明， “智宣子将以瑶（即智

伯）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司马光做了总结，点明了智伯灭亡的根本原因：“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否则以智氏之盛，得晋之四分之一当属必然，而卒为三家所灭，不亦悲乎！

二、       近而司马光针对才与德展开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君子挟才以为

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于是司马光警戒当今圣上，“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我认为这是司马光对大宋君主极不自信的说法，（当然他是不会直接这样说的），因为正是他自己在《通鉴》的开篇中说道：“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如果君王之智足以辨忠奸、去真伪，则何人不可用？但司马光所担忧的是，如果君王之智足不以分辨君子与小人，又怎能保证他不被小人蛊惑而用之呢？

  三国时期，曹操不论忠奸善恶，唯才是举，魏国聚集了大量的人才，为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相比之下，由于诸葛亮选才苛刻，蜀国人才匮乏，落得个：“蜀国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终于为魏国所灭。但是若非曹操这样的一世枭雄，又有谁能驱邪驭恶，为己所用呢？

  有感于此，司马光不得已而说，“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论语.》12.22中，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意思是“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位置在邪恶人之上，能够使邪恶人正直”），其实这是孔夫子很理想化的一种说法，一般情况下，正直人很难在邪恶人之上，即便正直人在邪恶人之上，也绝不会使邪恶人正直，充其量能使其不敢为恶罢了。

  在现实中，即便是善恶相当的时候，恶也常常无往而不胜，因为小人为了达到目的往往不择手段，正人君子又怎能是他的对手。

  司马光作为著名的史学家，不会不懂这样的道理，但是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人治社会，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明君贤臣，尤其是君主的个人品质更决定了整个王朝的兴衰荣辱，不可不谓大。

这就是司马光在政治上趋向于保守的原因吧，因此司马光主张法制永远不变，他曾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他认为，象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等为诸侯，是弃‘先王之礼’，废‘祖宗之法’”。（摘自网络）我想司马光恐怕是对那些资质平庸的君主所说的吧，希望他们能因循祖制，使得国家不至过于衰败。其实真正雄才大略的君王，又有几个被祖宗之法所约束呢？

因此司马光采取了极端的方式，“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