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历史观
-------[读书笔记]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一)
对现下中国的问题,有些疑惑,进而寻求答案,自然是求诸史书。但是必须面临二种不足:
一者,被历史老师和历史书蹂躏多次,那种粗枝大叶,漫无目标大海捞针的读法与学法让我一肚子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历史仿佛成了一篇记叙文,我的头脑被糟蹋的杂乱无章。
二者,面对史书,我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我既非专门研究历史,亦不能钻入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以使自己不能自拔。
于是,对历史的简化的书籍成为我的首选。
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从2005年2月19日至3月8日摆在我的案头,每天读2个小时。我不能提快,必须保持恰如其分的速度,不至于让我对这本书的认识有所偏差,虽然这仍是难免。
这十多天,我仿佛乘着一叶小舟,航行于渺茫无际的大海,出入于历史各个险要的端口,感受世间的沧海浮沉。有着作为局外人的清醒,却常常有着当局人的彷徨与无措。毕竟我们生活在现在,当其成为过去,便是历史。历史横亘在那,诸多典籍已不容修改,尽管其可能并非历史的真正面目。古人(唐太宗李世民)以史为鉴,今人(台湾柏杨)又将之喻为酱缸。二者孰对孰错,个人自有持见。今人学习历史之必要体现在历史存在的价值是其是否对现之世界有所滋养。
然而,我必须承认和正视这样的现实,善恶之人都能从中觅得滋养,这已经并非我们所愿。作为个人,这种差异是存在的,难以修正,而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做出怎样的选择,则举足轻重,事关全局的。唯愿我们一己之见闻,于人于己有所启迪,乃不负历史之所学。
所谓历史,不过在特有之时间、空间发生之特有的故事。而所谓史书不过史家之书,纵然持笔公正,也难免失之偏颇,于是司马迁纵然开创中国纪传体史学之先河,也不过一家之言。
如是观之,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则可读。其所以抛弃浩繁的历史典章,自成一书,通篇不过300余页,乃在于抓住了独特的叙事方法和手段。此其独特之处,也是引人入胜之处。
黄先生曰:“所以历史学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法。”
“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
“本书注重想象,不注重机械式的记忆。有了这样的剪裁,我才能腾出篇幅介绍敦煌龙门石窟的外观与内景,又在记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闲叙至西湖景色并及‘白蛇传’”
最后冠以“综合”二字。是其极节省笔墨,极科学之处。所以使得我在十余日之内,纵横历史间,较以往有所匡正。
2005-3-9 10:16
(二)
作为史学家,黄先生有前人以及大陆学者未有之纵深,由其简历可见一斑。黄于1936年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其后赴美国攻读历史,1954年获学士1957年获硕士,1964年获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年)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年)。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2000年逝于纽约。
一面有中国五千年文化之纵深,眼光较前人更为深邃;一面又有中西双重文明之熏陶,学贯中西,黄曰:“所以我提出中国历史的全部历程,注重它内部的节奏和特性,日后才提到它与现代西方冲突与接触的全部过程。这样的安排也确能使我们观察世事时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眼光。”(P317)早先在大陆后又客居美国,免除许多无谓干扰,黄先生自然从容著书立说。
因为只读过一次,并且没有参考其他书籍和资料。我对此书之把握,极具片面,并且无从使其全面,请方家指正。
(三)
本书观点乃以地缘为依托,以经济为线索,并辅之以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诠释中国千年以来的发展,并试图探寻其未来方向。
中国独具之地理位置,东临太平洋,西靠青藏高原。“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而纷扰的战国能为秦所统一,无疑的,他们也是幕后的重要功臣。”(P21)
秦帝国统一,中国在物质方面过早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使其长期在某些方面赶超世界其他地区。而朝代的更迭,新的统治者往往沉溺于重新创造一种平衡状态,以后限于维持,而无意更改,即便为之,却因为诸条件之不具备,则趋于失败,后者也不敢仿效。(如宋之王安石变法)
随着朝代的更迭,科技虽有所发展,甚至独具创造,如司南、造纸、火药,均对当今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却从未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生产力。中国始终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且地位愈加巩固。
“宋朝的经济不能用以改革社会,无法否认的,是导致以上发明不能作有系统增进的一大主因。从西方的经验看来,必须商业的影响力远超过农业生产的影响时,上述的突破才能发生。”(P158)
而意识形态,因为采用虚伪、苍白、乏力的儒家体系,并且借助专制体系予以巩固,成为危害中国的最大毒瘤。
整部中国历史便在雷同的模式下,周而复始的循环、循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过是风水轮流转,皇帝轮流坐,而百姓始终是最大的受害者。
(四)
(一)第一帝国(汉朝):树立楷模
“六王毕,四海一”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式微,意识形态趋于一元化。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逐步确立以孔孟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为道德体系,奠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运作的理论与方法,并且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无奈 “儒教乃是一种社会的纪律,在纷乱的时代,其用处很小。”孔孟之道在盛世必为当局者追捧,而逢乱世则不免当年孔子被抛弃的命运。(p89)
“两汉的提倡儒术固然使官僚组织间思想一致,但也产生一种不良的影响——读书人除了做官之外别无他业可从。以知识为本身为目的,从未为政府提倡。”(p66)
所以“知识就是力量”从没古中国得以实施。等邓小平提出“科技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则较西方整整晚了两个多世纪。
(二)第二帝国(唐朝):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唐初以均田、租庸调等制,奠下立国根基,又以无比的自信包容异族文化,融铸出多彩多姿的大唐风采。然而随着人口增加及流动频仍,上述制度渐渐无法应付日趋繁复的地方事务,结果促使地方自行摸索治理之道,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p105)
“不论唐太宗李世民如何的开明,他的政府无可避免为一种专制体制。只不过因为儒教的纪律,促使当今天子在内部制造了些许监督方式来警惕他本身。史籍里曾记载李世民有一次与臣下商议之后怒气冲冲的自营自语:“有朝一日我要杀掉这老农夫!”他的皇后问他何所指,原来心直口快的魏征,因为皇上的宽容,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揭举御前的错误。这次皇后机灵应变,趁换着朝服时,庆贺至等有此不怕死的忠臣,实为社稷之福。可是这故事也暴露李唐政体的合理化,其立场至为窄狭。它代表着皇帝之意志力,乃是一种人身上的品德,而非组织结构上之力量。(p111)
“总而言之,专制政府不出于专制者的选择。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
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p117)
“这朝廷已将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帝国扶植复苏而又欣欣向荣,可是这朝廷反不能与它本身一手培植的繁荣状态相始终。”
最强大的帝国依旧未曾建立与之相辅的各项政令,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三)北宋:大胆的试验
“杯酒释兵权”展示了创业之主的极端策略。然物极必反,此后宋朝积弱不振,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朝代。
但其并非一无是处。
“创业之主赵匡胤就曾立志不因臣下与他意见不合而置人于死地,并将此信誓纳于太庙,传及子孙。同时为防止皇位的继承成问题,赵也在生前安排传位于弟赵光义。在这方面他较约350年前的李世民要高明得多了。”(p129)
此乃古今帝王难得之胸怀和气魄,并形成文件。因此宋朝诞生了古往今来最可爱的人物-苏东坡。虽然他一再被贬,却也终于未被杀害。不过即使宋朝本身到了南宋期间也不能遵照实施。所以也未能被后继的朝代仿效。这点早早开放的民主氛围随之凋零了。
“宋朝是一个科技进步的时代。活字排版在公元1086年有了文字上的证明;天文时钟在公元1088至1092年之间装设于开封;以磁针决定航海方位曾在一部书中提及,书上之序注明为1119年……”(p158)
当宋朝的经济较以往有所突破的时候,也给王安石一假象。他的改革,只因为得到皇帝支持得以贯彻,几个有所图的奸佞小人环绕在他的周围,而遭遇几乎所有人的反对。反对者我们可以排列一个极长的队伍,司马光、苏东坡、欧阳修……不过这倒不是他失败的关键。
“宋朝的经济不能用以改革社会,无法否认的,是导致以上发明不能作有系统增进的一大主因。从西方的经验看来,必须商业的影响力远超过农业生产的影响时,上述的突破才能发现。中国在现代历史初期,谈不上符合所需要的准备程度。”数字管理还没成熟到支持这一改革。“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的官僚组织不能用数目字管理。”(p55)
“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使中国长期保守着传统的性格。这在有关王安石新法的争执时,即已揭露无遗,因为即使小本经营,农业工资也被限制而压至最低度。再因频年的战事产生了一批游民,免不了有的为奴为仆,于是以上的局势更不能打开。(p158)
“旧有之系统,包括其中的既有利益必须铲除,然后所有的物资与所有的服务才能全面的交换,新的体系才能成立。王安石的变法没有引起所述的社会冲突,是因为宋朝的社会还未发展到这一程度,足以纠结新旧两派,作这场决斗。他的改革,只是政治上的一种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上的发展,所以其争执只出现于官僚组织之中。有了今日的历史眼光,我们才能断言要将这帝国之财政商业化,金融之管制方式必须就位。有关汇票、提货单、保险单、共同海损、以船作抵押之借款、冒险借款、股份、打捞权利等等都要经过立法才能执行无碍。更重要的是法律上有关遗产继承、破产、丧失赎取权、假冒、欺骗、监守自盗等之规定也要与商业社会里的流动状态相符,且一切都用金钱统治,这一点才做得通。宋代内陆商业组织之实况与这种要求相去至远。”(p141)
“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
悲剧,也不是他一人的,而是整个时代和民族的。
后世的元明清帝国,不过在维持平衡状态上有所创新,却始终未能使中国与世界潮流合拍。
(五)
“西方人士认为中国人之保守性缘出于环境上有一成不变之因素在。只要这些因素一日存在,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则须维持其一定结构。”(p45)
“土地的占有,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影响极深。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作为当兵纳税的基础,其公平的因素不说,确是在中国乡村中,先摆下了简单和均匀的基础,便利于官僚组织的管制。”(p79)
围绕土地,维持基本的平衡状态成了民间最大的满足,而统治者在于达成这种满足。
均田制是北魏政权在奴隶制残余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实行的一种土地分配制度,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种补充形式;王莽为了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附会《周礼》,托古改制。公元9年,下令实施“均田制”;《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1853年在天京颂布。它规定了改革土地制度和其他改革措施。
但中国“只有均平主义而无经理上之纵深,在经济思想上不能算是圆满周到。”(p49)
“中国农村在历史之发展上系以小自耕农为主体,可是因之也构成组织上的弱点。小自耕农各自经营,每家每户也是小本的生意人。如果在这关头又出现了一批大生意人,必因当中的不平衡而产生紧张局面,外表看来向妥协和谐,实际已是小大之间的竞争。其演变所及,无法避免富强者得势、贫弱者受逼。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油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之初期早熟,很多地方上的习惯,在其他国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础者,在中国则缺乏发育成长的机会。农户耕地既小.也无从雇请律师,觅取技术上解决争端之原则。凡是有关借债、押当、失去取赎权(fore-closure)和强迫接收(dispossession)各种纠纷,很少能在中国通过法庭有秩序的解决。一般情形之下乃是当地富绅本人不出面,由地方上之流棍执行。而犹不止此,如果某一问题村民不能和平的解决,地方官更是无法合理的解决。儒家教养使他们不能不顾及穷人的困难,可是在维持秩序的原则之下,他们又不能将富家的利益置之脑后。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不是勾结幕后有权势之人物以自保,便是反抗他们以博得不畏豪强的声名。下级官僚既因司法上缺乏确切的规律而踌躇,其上级之处境也大概类是。以上简单所述,因着螺旋式发展,成为中国农村史内纷见沓至的老题目。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拯救法律的失当之处:也就是所有的官僚与平民都确实遵守纪律。(p65)
我们并非将中国就有之一切全然否定。因为外界影响无从输入,即便输入也因缺乏成长的机会而夭折。中华民族只能从自身寻觅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较西方有诸多不同。况且“从宏观的立场来看,世界上从无一种全然相同的事物在历史上发生两次。每一事物都有它独特之基点。所以在提出因果关系时,我们也应当将历史事迹尽量前后连贯看去,而不应因一时一事偶然相似即下定论。”(p294)
对此,我们不必苛求古人。
(六)
对现有中国问题的困惑,恐非一言一语所能解释,亦非一言一语能够解决。适逢黄仁宇先生的自传《黄河青山》在我手中,翻阅其书,序言中给我们一个总结性的作答。“中国出了什么问题?黄仁宇会告诉你,中国是‘潜水艇三明治’,上层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体系,底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农民。他在本书中解释,这是地理因素及历史原因使然。至于补救之道,他建议‘加强中间阶层’,尊重农民阶级的财产权,因为到目前为止,后者都是看各党派的脸色。”(《黄河青山》p3)
这是黄先生的答案,并非解决问题之最终答案。况且,经济固然重要,但其发展不能取代一切问题,尤其是政治、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走得越快,跌得越惨。
当我驾驶那叶小舟,离开浩渺无际的历史之海,回归现实的土地,我知道,我并非已经寻得所有答案,但却从此有了新的视角和境界,既然地球是圆的,那么不妨个人两头走去,最后殊途同归。毕竟大家的目的都只有一个,一切为了国家的民主、富强、文明。这也恐怕是我们对于一本书最大的尊重和认可。
终稿于2005年3月10日星期四15:35
书名:《中国大历史》
作者:黄仁宇
出版:三联书店
版次:1997年5月北京第一版 2004年8月北京第17次印刷
阅读时间:2005年2月19日至3月8日
后记:
书读得仓促,笔记则更为仓促,但也花费了我十多个小时的时间。不过眼前,我务必使自己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逼迫自己完成读书任务和记录笔迹的责任,所以即便仓促,日后也有修改的机会。但是如果错过初读一本书的感受,许多新鲜的感觉,稍纵即逝,那损失便大了。至于匆忙中发表出来,也是一种方法。求教方家。予以补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