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中日关系

——阅读余杰《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

            前言：

历时近四个小时，在安上村莲花山公园的亭台里，我再次阅读了余杰的《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公园里蝉躁鸟语，清风徐来，被绿树包裹的亭台里，花香四溢。祥和的氛围，与书中论及日本的种种不和谐的言辞，恰是显明的比照。伴着昨天不充足的睡眠，我的思绪几近于凝固，然而余杰慷慨激扬的文字则使我重振精神，于是将压抑的情感暂时撇开，潜入历史的回顾之中，更多了解真实。

余杰此书是饱含感情，又不乏理性，是极容易唤醒每个血性中国人尘封记忆的。在对中日问题上，我们的感情是极容易被调唆起来的。但余杰并非以此为起能事，而是以翔实的数据和大量的参考文献，以极为科学而负责的态度去面对中日之间百年关系的荣辱沧桑。追根朔源，逆流而上以探讨两国过去之历史，比较现在之得失。

作者参考的资料是极为丰厚的。清末民初书籍33种，抗日战争前后37种，战后至今18种，中日文化综论35种，合计达123种。这样的阅读与研究极其严谨，除了让我们敬佩之外，更愿意因为作者的努力而节省自己的时间。

一、徘徊着徘徊

 “据《中国青年报》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中国的被调查者中，认为日本‘坏’和‘特别坏’的中国人高达42％。而日本首相府外交舆论调查则表明，对中国又亲切感的日本国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高达70％以上，到了1996年跌至45％以下。1997年，对中国人没有亲切感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了亲切感的人数。

上述调查无可回避地表明：中日两国甚至在多数普通民众地层面上，已经形成了相互厌恶地情势。”（p229）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日关系处于改善之中。

中日两国关系徘徊不前的局面，归根结底取决于日方。而这些除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之外，更有日本本土文化的一份偏执和歇斯底里的顽固不化。

“对于德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上帝和世界人民面前认罪和忏悔，并因此而重获新生；对于日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通过忏悔获得宽容，而是遮住罪过以免在世界面前丢脸。在德国公众心目中，二战中最突出的事件是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惨剧，而不是盟军对柏林的轰炸；在日本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而不是南京大屠杀和重庆大轰炸。
　　同样是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德国人不仅反省自己，更反省共同的人性。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欧美民众，不仅深切忏悔，而且有着对人性的怀疑和担当。但是日本人却没有忏悔和伦理责任。日本的科技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在精神层面却依然空洞而单薄。
　　要日本人承认错误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最擅长把错误推诿给别人。日本人为什么如此喜爱使用“移魂大法”呢？一方面，他们很重视面子，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论述说：‘日本人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因此，他们宁愿用一百个错误来遮盖一个错误，而不愿诚心诚意地承认和改正这个错误。”（p173）
　　因此，我们对当下日本的作为便不会感到奇怪了。

“当周边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努力以最大的善意来对待日本的时候，日本的政客们却不断制造事端伤害那些被侵略国人民的感情。战后日本首相级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就达六十多次，中曾根一人参拜了十多次，现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也参拜了多次。当参拜靖国神社成为主客们捞取选票、争夺民心的筹码的时候，正说明日本民间‘保守化’、‘右倾化’的潜流已然汹涌澎湃。小泉纯一郎以强硬的姿态实施雄心勃勃的“新日本”计划，对内“改革日本国”，对外更是咄咄逼人、争取更大的军事主动权。虽然军国主义合法西斯主义在日本难以死灰复燃，但亚洲各国不能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势态视而不见。”（p18）

宜朋评阅：两个曾经水乳交融、互相友好的邻居，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虽然在中国历史当中曾经有过抗击倭寇的片断，更甚至有近代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以剧痛。但总归这一页已经过去了，历史还要前进。余杰说：“没有一个人喜欢躲在故纸堆中生活，也没有一个民族愿意永远背着历史的包袱蹒跚前行。”（p4）

如果善良并不能带来安宁，我们也决不作柔弱的山羊，任由他人欺凌；

如果祈求也可以换来和平，我们也决不蓄意挑起事端，主动冒犯四邻。

余杰说：“我们不渲染仇恨，但要捍卫尊严；我们不寻求报复，但要还原历史。因为我们痛苦地发现，拿血迹斑驳的历史如此深刻地联系着现实。”（p5）

而现实告诉我们，这还不是一个信奉善良和祈求的时代，中日关系的徘徊不前，除了去责怪日本人之外，还得问问我们自己，一味的姑息和忍让是不能让豺狼放弃肉食的本性，豺狼终究是豺狼，它们只信奉棍棒，对于他们只能先兵后礼。

一味埋怨豺狼的凶狠，只能说明我们的无能。反观日本对韩国的态度，也许我们能够明白。

2005-7-11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