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意林》读到一则“小贪心大代价”的故事。                     

全文如下：清乾隆年间，一外地书生来京城赶考。路过延寿寺街，在书铺里拾到一个买书少年失落的一文铜钱，立即揣入怀里，欣欣然面有喜色。书铺里有位老者见其装扮知道是读书求官之人，便和他聊了起来。末了问了问书生的姓名，相揖而去。
    这个书生考取了常熟县尉，赴任前去拜谒他的上司江苏巡抚汤斌时，连去十次都被拒见。书生要讨说法，巡抚传下口谕：还记得当年在书铺拾钱一事吗？做秀才尚视一钱如命，倘做了地方官吏岂不要刮地三尺？你的名字已被除掉，不必赴任去了。书生恍然大悟，继而顿足失声，但也悔之晚矣。
    都是一点点滋生，最后膨胀成无止境的欲望。这个书生为贪心付出的代价看起来过于沉重，但如果不是这样，他最终失掉的可能不仅是前程，还要搭上性命。

——《意林》2004合订本夏季卷-总第323期p17页

（首先纠正一年代错误，汤斌生卒年（１６２７——１６８７）；清圣祖康熙，生卒年（1654—1722）；清高宗乾隆生卒年(1711—1799)，显然此故事如果发生，决不可能在乾隆年间，汤斌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巡抚，当为康熙年间。）

为了理解这个故事，我特地上网查询了一下汤斌大人的事迹，从网上的资料来看汤斌的确是个好人，也是个好官。但对其作法，我却满怀质疑，尤其是他对这个年轻人一棍打死的做法是否真正可取呢？

就汤斌处理事情来看，恰恰暴露了中国历史上以儒家理念治国的弊端。

国家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来完善整个国家的政权控制，并真正的约束官员。

何以见得，一个好的制度，应该让坏人无从行恶。

《晏子使楚》中楚王以齐人在楚国犯罪而责难晏子，而晏子则说“齐人在国内从不做犯法之事，到了楚国便成了这个样子，真是风气不同啊！”言外之意，楚国社会混乱，法制不能维持，楚王无言以对。

我记得在《读者》中看到外国人在中国挤车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外国人在本国从来是不挤车的。刚到中国，外国人也很难明白中国人为何要挤车，可是不久人们发现，外国人也开始挤车了。问之则答曰“不挤车就没法坐车了。”至此外国人终于“入乡随俗”。

倡导道德是没有错误的，但最怕道德成了徒有其表， 而法制不能伸张。

中国自汉代以来便以倡导“忠孝仁义”的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根本。其核心在于培养民众内心的“小警察”来自我约束，纵贯中国历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不过是统治者的欺世之言，是一虚假承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才是潜藏于民间的“潜规则”从所处时代来看，汤斌似乎只能以此做法来了断一个“倒霉”书生的前途。以防微杜渐，未雨绸缪。

但《意林》杂志把它翻录出来，显然不止是给我们讲述一个故事。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故事呢？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中国历史上不乏改过从善的例子。（比如人尽皆知的周处除三害的故事。）何况汤斌所处的年代也并非人人皆为清官；汤斌也不可能改变整个社会。但汤斌以一己之见决定那个书生终身的命运，我认为极不妥当。如果他以此为机会对年轻人教导一番，此人将来未尝不成为一清官。汤斌此做法，恰恰是对清政府“法制建设”的不自信。

其实汤斌本人就曾做过目无法纪，罪该斩首的举动。汤斌出任江苏巡抚期间。淮河流域一带大旱，数十万老百姓流离失所。在想尽一切办法都无法解决问题之后，汤斌下令：拨出国库存银五万两，派人到外省采购粮食。动用国库存银事关重大，不经过请示批准就这样做，恐怕他会大祸临头。下属都劝他别冒这个险。汤斌说：“如果等到圣旨批下来，再去开库取银，派人买米，老百姓恐怕早就成为饿鬼了！我相信：圣上仁爱，不会降罪；即使真的降罪，我以一顶乌纱，换来千百万人生命获救，还不是很好吗？”汤斌不愧是“杀身成仁”的志士。

汤斌并未被降罪，一代圣明君主康熙对他很欣赏，不久将他提拔为礼部尚书。

其罪当诛，却幸免遇难。令人不感叹“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况且诸葛亮做法也是前后不一。赤壁大战，关羽领军令状而纵曹操于华容道。诸葛亮却以曹操命不该绝为由宽宥了关羽。“以德治国”就是如此前后不一，何以服众呢？

汤斌为救万民于水火不惜犯法，终究有错；康熙不加责难于情合理，于法则不通。恰恰说明了汤斌时代法制建设的薄弱。

究其所为，时代的烙印了然。但当今社会宣扬这样的故事，是值得商榷的。

2005-7-10修改定稿。